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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元帝师,三朝元老,却活成了最失败的人

发布日期:2021-08-17 01:17    点击次数:200

1898年,大清光绪二十四年。

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惨败、《马关条约》割地赔款后,清朝统治集团终于从春秋大梦中醒过来了。这也意味着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——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被时代潮流淘汰了。

这一年的6月11日,清朝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——光绪皇帝颁布了《明定国是诏》,拉开了变法自救运动的序幕。

然而,变法仅过去4天,《明定国是诏》的作者、被公认为“帝党”的两朝帝师翁同龢,却被他的学生光绪帝以“渐露揽权狂悖情状,断难胜枢机之任”为由,勒令罢官回老家。

这一天,正好是翁同龢69岁生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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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两朝帝师翁同龢,来源:网络。

面对皇帝突如其来的苛责,身为臣下的翁同龢失声痛哭。他不相信自己一手教出来的好学生,居然会让尊师在将近古稀之年,承受莫大的打击。

接到圣旨后,翁同龢并没有立即启程返回老家,而是以“明日须磕头”为由,在光绪下朝回宫的路上,堵住了这位学生,一个劲地磕头谢罪。

可是,对于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师,光绪连看都没看,就匆匆与他擦身而过。

翁同龢只能目送着自己最得意的学生离去的背影。

自己也从历史舞台上,黯然离场。

师生缘尽,光绪与翁同龢二人,此生不复相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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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其实谈不上有多厌恶翁师傅。在他的成长历程中,翁师傅亦师亦父。

光绪二年(1876年),6岁的小光绪奉慈禧太后之命前往毓庆宫就学,翁同龢成为他的老师。对于离开父母没多久的小光绪而言,见到如此伟岸且慈祥的师傅,难免会产生一种类似于对父亲的依恋。

因此,刚入学的光绪有时会在翁师傅身上寻求安全感。据《崇陵传信录》记载,光绪小时候很害怕打雷,每逢上课雷击之时,就会像小猫咪一样躲入翁同龢怀中,玩弄他的胡须。

但对翁同龢而言,此时做光绪的老师,压力山大。在日记中,翁同龢表示,当时接到慈禧太后懿旨时的心情是,“闻命感涕,不觉失声”。

按理说,“人臣高贵,无如帝师”,能被委托如此重任,换做旁的大臣早就跪地高呼皇恩浩荡了,可翁同龢的心情是复杂的。因为,先帝同治的学业启蒙也是他教的。那时尚在幼年的同治帝出阁授读于弘德殿,为人聪明好学。在教授学业时,翁同龢倾注了全部心血,旨在教出万人敬仰的圣君。然而他这个学生,在正途上“大业未成”,反因不成器早夭而闻名史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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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同治皇帝载淳,来源:网络。

翁同龢不清楚,尚在冲龄的光绪未来会不会也如同治那般不服管教,带领大清朝步入无法挽回的深渊。

在思索良久后,翁同龢给慈禧太后上了道折子,声称“自问己难称职,若复腼颜就列,必至有负圣恩”,请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,另请高明。

对于这位年仅26岁就考中大清状元的两朝股肱,慈禧太后相当清楚,翁同龢绝对胜任帝师职务。所以,翁同龢的请辞奏疏刚一递上去,慈禧就批示道:“凛遵前旨,毋许固辞。”并指定光绪帝的所有授业课程,只由翁同龢一人来完成。

此后,除非光绪生病请假,翁同龢一般都早出晚归,四季如常,风雨无阻。

翁同龢对光绪的教育并不止于四书五经。在书本之外,他尤为看重帝德教育。在给光绪启蒙的第一天,翁同龢就郑重地告知了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的道理。

针对光绪一路成长可能遭遇到的问题,翁同龢早早准备了预案。当时,根据清朝传统,八旗子弟在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受骑射洗礼。对此,翁同龢特地向两宫太后反馈自己的意见,要求两宫太后看在帝王基础教育的份上,对光绪帝骑射方面的要求稍缓,一切以治国读书、保卫圣躬为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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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骑在马背上的满族小孩子,来源:网络。

多数时候,翁同龢成了小皇帝温暖的依靠。史书记载,光绪三年(1877年)某日,慈禧太后降下懿旨,要求光绪帝必须完成当天学业功课后才能回宫,否则就在课堂上传膳,吃完继续读书。太监传完圣旨,就冷漠地走了。此时,光绪的神情颇为紧张,手心冒汗,厌学情绪陡然上涨。见状,翁同龢赶紧安慰小皇帝:“唐诗、讲书两项皆可伸缩,不必定在书房用膳。”

在翁同龢的理念中,罚读、罚坐并非教育良方,应以正面鼓励、表扬为主的方式,来激发皇帝的自信心。为使皇帝的教育不至于脱离现实,他还时常将当时发生的国家大事引入课堂中,训练光绪处理政事的能力。

种种体贴关怀,给了孤独的小皇帝最大的安全感。小皇帝对翁师傅的敬重之情也与日俱增。《崇陵传信录》称,“常熟(翁同龢)在书房二十五年,最为上(光绪皇帝)所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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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能想到,光绪帝与翁同龢之间浓厚的师生情谊,才是翁师傅后半生的悲剧根源。

就在光绪帝与翁师傅感情日深之时,华夏大地却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。进入19世纪后半叶,清政府在欧美国家的坚船利炮持续打压下,屡战屡败,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。到了光绪年间,大清王朝国力更加衰微。各国列强虎视眈眈,瓜分中国领土的外国侵略者团队不断扩大。除英、法两个老牌的欧洲列强外,从鸦片战争到光绪年间,大清国战争赔款名单上多了美、俄、德、意、葡等国。就连原先在亚洲东边,与清廷一样抱有闭关锁国思想的日本,也通过明治维新,确立“大陆政策”,准备到中国分一杯羹。

当时,来自中亚的侵略者阿古柏在沙俄的撑腰下,悍然发动了侵略新疆的战争,占领了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新疆南部地区。沙俄趁火打劫,以“安定边境秩序”为由,从西伯利亚地区发兵南下,公然进犯新疆伊犁地区,并扬言:“清朝无力管辖伊犁,可暂由沙俄先行管理,待清廷有能力了,我国再退还不迟。”

所幸,在清朝官员中,还有像左宗棠这样的国之柱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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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左宗棠画像,来源:网络。

光绪元年(1875年),清廷着左宗棠钦差督办新疆事务,负责收复失土。在“剿抚兼施”的策略下,左宗棠率领的清军进入新疆后,很快打跑了阿古柏一伙,成功收复乌鲁木齐及新疆南部等地。

然而,左宗棠战胜后,沙俄却赖死不走。

清廷只能派出使臣崇厚前往谈判协调。结果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,崇厚阳奉阴违,只按要求收回了伊犁地区的主权,而将原来由左宗棠等爱国将领拼死收复回来的新疆领土让出,并签订了中俄《伊犁条约》。

事后,清廷震怒。朝野上下也就要不要继续收复新疆伊犁展开激烈讨论。

当时身兼工部尚书的翁同龢虽痛心疾首,却也审时度势,向慈禧太后提出“和局不可破,战备不可缓”的解决策略,声称必要时可“缓索伊犁,保全大局”,并坚决拒绝执行崇厚签订的条约,建议朝廷委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为驻俄公使,前往俄国圣彼得堡,重启和谈。

在翁同龢的思想中,暂缓收复伊犁并非放弃收复,而是根据清廷落后的军备现状,提出务实建议。如果因“强索”伊犁,导致沙俄再起兵戈,即使有左宗棠的西路军应战,对于落魄腐朽的清廷无疑又是一次致命的打击。

最终,朝廷采纳了翁同龢的意见,派遣曾纪泽出使沙俄负责谈判事宜。尽管过程曲折,但在曾纪泽的力争下,清政府还是保住了新疆大部分领土及通商权,令各国列强不敢小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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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纪泽的成功,背后无疑也有翁同龢的功劳。《伊犁条约》重订后,光绪六年(1880年),奉慈禧太后之命,翁同龢在帝师及本兼各职之外,再着入南书房阅看奏折。

随后,经过两年多的磨砺,翁同龢正式以帝师身份参预军机,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,开启他后半生权倾朝野的政治生涯。

当时,清政府腐败落后,但身处高位的翁同龢却还是一个谨守儒家礼教思想的清廉文官。

他出生在江南一个书香门第之家,父亲翁心存、长兄翁同书等均为科举进士,在朝廷历任高位,故从小对儒家忠君爱国、德高为尚的传统耳濡目染。其父翁心存教导他“学勤可补拙,守清先戒奢”,当官后的翁同龢一直保持着“操守洁,吏职勤”的官风。

作为两朝帝师,翁同龢在朝廷上恩宠日隆。曾国荃、丁日昌等人都曾向他馈赠过金银,以求其在太后、皇上面前多加美言。但翁同龢对这样的为官行径嗤之以鼻,并批判朝廷上下流行的奢靡之风,颇有些明末东林党的意味,被称为“南派清流”的代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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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翁同龢,来源:剧照。

在理财专家阎敬铭因重修清漪园一事开罪慈禧之后,清廉持正的翁同龢得到慈禧赏识,以军机大臣身份主管户部。

户部历来都是国家大笔款项进出的地方,是油水最多的衙门。翁同龢上任后,在给其侄子翁曾荣的信中却称,主管户部三库是门苦差事。

他说:“像我这种官员,为官只求廉洁,在户部干活可谓是最辛苦的。你也知道,户部旗下有银库、颜料库、缎匹库等三库,其中银库收发银两,数量巨大,既要防范库兵中饱私囊,又要保证国家在用兵之际,国库不能空虚,而且每次进出银库的账目必须清晰。户部银两每月进出三次,还有颜料库、缎匹库每个月不定时进出的材料,均需我在场监督查验清楚,方能登记造册。你想,你叔我能不辛苦吗?”

翁同龢上任之初,正值中法战争结束之际,战争善后要钱,抚恤民生也要钱,如何管好、管紧国家的钱袋子,是一门智慧。但他表示:“司农慎金谷,第一恤民饥。”可见,在宦海沉浮间,翁同龢始终秉持着孔子以“以民为本”的政治伦理。

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,注重修德以安万民的翁同龢,反倒成为了清末官员中的一个异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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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清政府屡屡战败,一群知晓世界大势的名臣,如恭亲王奕訢、李鸿章等纷纷要求朝廷在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教育等方面引入西方先进技术,掀起洋务运动。

京师同文馆、江南制造总局、轮船招商局、汉阳铁厂等一批具有西方先进技术的官办机构诞生,为萎靡不振的大清注入了一丝新鲜血液。其中,绝大部分是新型军工企业,其研发和试验均是为提升清军战斗力作准备的。

打仗烧的是钱,这预备打仗也是相同的道理。故这些军工企业,免不了要与翁同龢主管的户部打交道。于是便发生了北洋水师要购买新式舰艇,翁同龢不同意;洋务大臣李鸿章提议向德国购买大开花弹,翁同龢极力阻挠等人尽皆知的矛盾冲突。

坊间传言,翁同龢与李鸿章的这些矛盾,是二人把私人恩怨公开化了。传言认为,这与早些年李鸿章介入“翁家惨案”有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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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直隶总督李鸿章,来源:网络。

咸丰十一年(1861年),翁同龢之兄翁同书署理安徽巡抚,任内恰逢太平天国运动。为了招降割据皖北的悍将苗沛霖,翁同书将寿州团练首领孙家泰、蒙时中、徐立壮等与苗沛霖有仇之人斩杀,以期换得苗沛霖投靠朝廷,进而补充兵力共同对抗太平天国部队。

但对翁同书所为,苗沛霖并不感动,反而转身投靠太平天国,举兵攻打寿州(今安徽寿县),导致翁同书弃城逃跑,几经波折才逃回京城。

此举令当时负责督办江南军务的湘军首领曾国藩颇为不满,他在给河南巡抚严树森的信中提到,“苗逆(苗沛霖)狂悖,罪不容诛。翁中丞(翁同书)垂始则屡疏保其忠良,以贻养痛之患”。说明在这件事情上,曾国藩极度看不惯翁同书的做法。

于是,曾国藩上书弹劾了翁同书,并致信李桓、袁甲三、李瀚章、李续宜、叶兆兰、毛鸿宾、毓科、黄赞汤等人,反复陈述翁同书此举的弊端,要求他们支持自己的观点。

在朝野一致的质疑声中,翁同书被罢官,下狱候斩。随后,减罪流放伊犁。年迈的翁同龢父亲翁心存很快忧惧而死。

但整个过程与传言中李鸿章极力攻击翁同书颇为不同,李鸿章并未出现在曾国藩的传讯人员行列。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,我们无从得知。翻阅《曾国藩家书》可知,咸丰十一年这一年,李鸿章在淮军的招募和组建上忙得不亦乐乎,大体上是无暇顾及朝中弹劾官员事宜,即便有,或许也是在朝廷聆讯的情况下,就事论事。

而翁同龢尽管对父兄身死深感悲痛,但弹劾翁同书之人是曾国藩,且有众多朝廷大臣参与,若只恨李鸿章一人,未免有失偏颇。可见,世人所传翁、李的私人恩怨是站不住脚的。

翁同龢之所以不肯拨钱给李鸿章买船买炮,多半是因大清国家公帑捉襟见肘,身为户部尚书,他不得不抠门。

大清户部主要职责包括掌管全国土地、赋税、户籍、军需、俸禄、粮饷、财政收支等。除了军需、粮饷,其他事无巨细,凡涉及到要用钱的,均需翁同龢这个户部尚书拍板。可谓钱无大小皆出户部。管理得好自然没事,管理不好别说太后会怪罪于他,就是朝廷上的同僚估计也会生吞活剥了他。

如此压力下,翁同龢不得不变着法儿“抠门”。

甲午中日战争前夕,翁同龢极力主战。当他的得意门生王伯恭向其力陈不可对日开战时,他抛下了一句话:“吾正欲试其良楛,以为整顿地也。”也就是说,翁同龢想借战争的机会,检验一下李鸿章麾下的北洋水师,以便在来年的财政计划中作出新的军费预算调整。

同时,翁同龢还说了另一番话:“合肥(李鸿章)治军数十年,屡平大憝,今北洋海陆两军,如火如荼,岂不堪一战耶?”这说明,在翁同龢心里,李鸿章不一定是自己的“仇人”,有可能还是挽救大清危局的能人。

然而,手握重兵的李鸿章竟然主和,这让翁同龢想不通。

作为治军几十年的大臣,李鸿章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。北洋水师除了外表长得不错,没枪没炮,说白了就是个纸老虎。破铜烂铁不值几个钱,可指挥这堆破铜烂铁的海军精英,却是李鸿章的心头肉。割心剜肉,谁能乐意?

可是,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,以及对李鸿章迷之自信,翁同龢还是以一个“建议者”的身份,向光绪帝力陈主战。而作为一朝之傀儡皇帝,光绪帝也希望靠一场战争来立威,实现真正的亲政。

在翁同龢与光绪师徒的这种“默契”配合下,李鸿章是不打也得打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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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争的结局,最终朝着李鸿章预料的方向发展:在日军高涨的士气下,北洋水师节节败退,损失惨重,除了求和,别无出路。

作为北洋水师的缔造者,战前极力主和的李鸿章,还得在甲午败局已定之际,背负着莫大的哀伤,头顶着“卖国贼”的万世恶名,被清政府丢出来,担下了一切战争罪责。

而战前极力主战的翁同龢,内心同样十分煎熬。

清政府向日本求和后,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:“自念以菲材而当枢要,疆事如此,上无以对大造之恩,下无以慰薄海之望,于讲帷则无补救,于同列则致猜疑,疾病缠绵,求死不得,悠悠苍天,曷其有极!”

随着清军的战败,光绪借助战争立威,以达到亲政掌权的想法,变成了一种空想。造成这样一种难堪的结局,帝师翁同龢当居首过。

因此,翁同龢在光绪心中的光辉形象大打折扣。师徒之间的感情,已不复从前那般美好。

但这似乎不妨碍翁同龢要“带领”光绪帝走上新的道路。

无论翁同龢此前做了什么,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他,爱国之心还是有的。在支撑自己做出“对”的选择的旧式思维崩塌后,翁同龢与同时代的人一样,认为维新变法势在必行。

变法是大事,而知识结构与人才遴选是基础。

为了变法救国,翁同龢在对光绪帝的教育中,开始加入了西学内容。

光绪所用的教材,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《中庸》《大学》等,还有李提摩太的《时事新论》、曾纪泽的《伦敦与巴黎日记》等。这些中西并存的知识,拓宽了光绪的眼界,为其日后主持维新变法奠定了基础。

翁同龢还经常虚己礼下,听取新学的合理建言。黄遵宪、谭嗣同等人都成了翁同龢的座上宾。

除了向这些人请教新法,翁同龢也试图为光绪物色合适的变法人选。

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,康、梁等具有维新思想的举子,才会在“望治心切”的翁同龢协助下,进入光绪的视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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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光绪皇帝画像,来源:网络。

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,在康有为第六次上书之后,光绪终于在颐和园接见了他,并授其军机章京职务,准其专折奏事,筹备变法事宜,史称“戊戌变法”。

但很快,翁同龢发现,康有为等人提出的虚君共和思想,完全悖逆了自己想要借助变法扶君中兴、实现皇权向光绪集中的初衷。

于是,在旧学新法的双重折磨下,翁同龢只能选择首鼠两端,口中喊着变法,实际上却处处给那群实践变法的人制造障碍。

这一切,被执政经验不足的光绪看在眼里,却有了一种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的难受。加上之前甲午海战,翁同龢给光绪挖的大坑,新账旧账一起算,不办你,怕是不行了。

最终,在戊戌变法开始数日后,光绪突然下旨将帝师翁同龢罢黜,开缺回籍,永不叙用。

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在一个闷热的夏夜里,75岁的翁同龢在江苏老家病逝。临终前,这位大清状元、两代帝师口撰了一首绝命诗:

六十年中事,伤心到盖棺。

不将两行泪,轻与汝曹弹。

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这位19世纪的老人只是想起自己身为帝师遭遇的种种不公,却未曾复盘过身为帝师,他到底做对了什么,又做错了什么。

参考文献:[清]翁同龢:《翁同龢日记》,中西书局,2012年谢俊美:《翁同龢传》,中华书局,2000年雷颐:《历史的裂缝: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7年谢俊美:《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》,《团结报》,2018年9月13日孔祥吉、村田雄二郎:《翁同龢为什么被罢官——张荫桓与日本公使矢野密谈理读》,《光明日报》,2003年10月14日沈潜、洪宝珠:《康有为与翁同龢之关系探源》,《第七届寒山寺文化论坛论文集》,2013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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